［作者简介］赵敏俐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
［摘要］安大简《诗经》的发现，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《诗经》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，但安大简《诗经》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，如同篇同字的异体、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、随意的误书、因声因形的讹写等。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《诗经》抄本中的一种，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，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，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。
［关键词］安大简《诗经》抄本；讹误
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收录《诗经》早期文本57篇（含残简），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出土文献，其价值自不待言，但安大简《诗经》只是一个选抄本，在抄写过程中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，如存在不少同篇同字的异体，有抄写篇目的遗漏，有随意的误书，有字词的遗漏，有因声因形的讹写，等等。这些问题，有的可能无关紧要，有的却会对《诗经》的释读产生重要影响，需要我们给予充分 由于《诗经》具有口头传唱的性质，在抄写传承过程中深受影响，所以安大简《诗经》的文本与传世《诗经》有很大不同，特别是在虚词的使用方面差别更大，如《驺虞》一诗，传世《毛诗》每章最后一句为“于嗟乎驺虞”，而安大简《诗经》则为“于嗟驺虞”，少了一个语气词“乎”字，这种现象很多，不属于一般的抄写遗漏，而是由于口头传承而产生的异文，不在文本讨论的范围之内。除此之外，安大简《诗经》在抄写中还有一些遗漏。如传世《毛诗》本《鄘风》有诗十首，但是安大简在《甬》中只录了9首，遗漏了《载驰》按：现在我们在安大简中实际上只看到七首，因为其间缺简三支，根据《毛诗》篇目顺序，这三支简上应该书写的是《蝃蝀》《相鼠》二首，已佚。传世本《唐风》12首，而安大简本《魏》中仅录九首，遗漏了《杕杜》《葛生》《采苓》等三首。这些经过比较，我们也能很容易发现。可是还有一些字词的遗漏，问题就比较大。如《渭阳》一诗，《毛诗》：“曰至渭阳”。安大简本为“曰至于阳”，多了一个虚词“于”，却遗漏了一个“渭”字，这就对诗的释读产生很大影响。整理者谓：“简文全诗无‘渭’字，今本《渭阳》之名由何而来，待考。”按，《毛诗》此诗中“渭阳”亦只在这句诗中出现一次。“渭阳”本为地名。《毛诗序》：“康公时为大子，赠送文公于渭之阳，念母之不见也。”郑玄笺：“渭阳，音谓，水名。水北曰阳。”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”郑玄笺：“渭，水名也。秦是时都雍，至渭阳者，盖东行送舅氏于咸阳之地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雍在渭南，水北曰阳，晋在秦东，行必渡渭。今言至于渭阳，故云‘盖东行送舅氏于咸阳之地’。《地理志》云：‘右扶风渭城县，故咸阳也。’其地在渭水之北。”按，渭阳乃特指渭水之北，是专有地名，不能分开。在这首诗中，若无“渭”字，则“阳”字便无所指，此句便文义不通。又，诗中若没有“渭阳”两字，这首诗的标题便没有了出处，这也违背了《诗经》标题之通例。由此可见，就这首诗来说，《毛诗》中“曰至渭阳”应该是正确的，而简本此句明显属于误书，前面多了一个“于”字，后面漏了一个“渭”字。整理者没有细考此诗之背景，不了解“渭阳”一词之来历，也没有思考《诗经》篇题命名的通例，所以便不得其解。
四、由通假字而容易引发的误解
安大简《诗经》中有大量的通假字，这些通假字的记录可能源自口头传承，抄写者根据声音而记录，于是有些词语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。如《绸缪》一诗，简本第三章只有四句，最后一句是“见此邢侯”，与《毛诗》第四句“见此邂逅”异。又《韩诗》亦作“邂觏”。整理者指出，上古音“邢”属匣纽耕部，“邂”属匣纽支部，并音近可通。“侯”“逅”属匣纽侯部，“觏”属见纽侯部，亦音近可通。由此可见,将“邢侯”视为“邂逅”的通假是没有问题的，也是顺理成章的。问题是“邢侯”两个字合在一起，会给人产生一种误解，以为是一个人名，于是就会引导后人据此作出另外的解释。整理者显然是受此误导，并引《卫风·硕人》“邢侯”，与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“晋邢侯与雍子争邑田”为证，确认“邢侯”当为一人名，但是整理者同时又发现这两例“邢侯”与此诗无关，给读者留下了解读的难题，也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通假字问题变成了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。另外，整理者之所以不认同“邢侯”可以与“邂逅”通假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原诗的理解有误。在整理者看来，《毛传》与《韩诗》的解说，“与上章‘良人’‘灿者’文例不类，简文作‘邢侯’，胜于韩毛二家”。按：《毛诗》用“邂逅”代指诗人所相遇之人，虽然词的组合方式与“良人”“灿者”不同，但是从诗义来讲却与“良人”“灿者”完全一样，只不过是把一个动词当作名词来用而已。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：“邂逅相遇”，《毛传》：“邂逅，不期而会，适其时愿。”本诗：“见此邂逅。”毛传：“邂逅，解说之貌。”胡承珙曰：“其实‘邂逅’字只当作‘解构’，但为会合之意。《淮南·俶真训》‘孰肯解构人间之事’，高注：‘解构，犹会合也。’盖凡君臣、朋友、男女之遇合，皆可言之。《传》云‘解说之貌’，即因会合而心解意说耳。”胡承珙的这一解释非常有道理，如果我们把《毛传》关于“邂逅”的两处解释合起来看的话，就可以明白，《毛传》在《野有蔓草》中强调“邂逅”一词的“不期而会”之意，而在《绸缪》一诗中则进一步强调从不期而会到结婚的“心解意说”。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也说：“邂逅，相遇之意。此为夫妇相语之词也。”可见，《毛传》和朱熹的解释是对的。盖男女相会，由不期而遇到结为婚姻，既是缘分，也是际遇，用“邂逅”这一动词来表现夫妇之间的这种遇合，实在是一种非常生动而又准确的表达，也与“良人”“灿者”完全匹配。按此诗第一章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”，毛传：“良人，美室也。”《召南·鹊巢》孔颖达疏：“良人，谓夫也。《昏礼》曰：‘衽良席在东。’注云：‘妇人称夫曰良人。’《孟子》曰：‘吾将瞷良人所之。’《小戎》曰：‘厌厌良人。’皆妇人之称夫也。《绸缪》传曰‘良人，美室’者，以其文对‘粲者’，粲是三女，故良人为美室也。”此诗分三章，反复表达的就是结婚时夫妻之间的两情相悦之喜。从诗意来讲，第一章的“良人”是妻子对丈夫的美称，第二章的“灿者”是丈夫夸奖美丽的妻子，第三章的“邂逅”是共指缘分遇合的夫妻双方，这是多么顺理成章的解释，又是多么美好的诗篇。可是，整理者出于对《毛传》和原诗理解的不足，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安大简《诗经》中“邢侯”这两个字由通假而造成的误导，所以将对《绸缪》一诗的理解引向了歧路。
五、关于“侯六”误书的讨论
由此我们再来讨论安大简《诗经》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，即所谓“侯风”的问题。此问题出在第八十三号简《十亩之间》后面所书“侯六”两字，按抄写体例，当指前面的诗篇应归属于此，巧合的是由第七十二简的《汾沮洳》到《十亩之间》，刚好也是六首诗，因此整理者将这六首称之为《侯》。这就等于将《侯》视为一国之“风”的名称，事关重大。整理者认为，“《侯》作为一国之‘风’，从未见于文献记载，我们怀疑可能所指就是《王风》”，对此，整理者引《左传》杜预注：“《王》，《黍离》也。幽王遇西戎之祸，平王东迁，王政不行于天下，风格下与诸侯同，故不为《雅》。”孔疏：“王畿内之人怨刺者，以其政同诸侯，皆作风诗，不复为雅，其音即是风体，故大师别之，谓之王国之变风也。谓之《王》者，以王国当之，犹春秋之王人，天命未改，尚尊之，故不言周也。”但是同时指出：“不过，《侯》所属具体诗篇与《毛诗·王风》则毫无关系。”因此整理者认为：“《侯》所属《魏风》六篇，疑为抄手误置所致。”误置之说，表面看有一定道理，实则不然。在传世文献中，将东周之人称之为“王人”，与《诗经》中有《王风》，是可以互相发明、有据可验的。若将《王风》称之为《侯风》，则没有根据。因为“王风”和“王人”的重点还在一个“王”字，说明虽然周人的地位不再，可是名义上还是“王”，而“侯”则大不相同了，是连“王”的名分也没有了。因此我认为《侯》不会是《王风》的另一种称呼，出现在此处也不会是误置，而应该是典型的“误书”。同样，抄写者在第百十七支简后面书有“魏九”两字，也应该是误书。因为在这一组诗中，所录的是《唐风》九首，所以“魏九”二字应该属于误书，即误把“唐”写成了“魏”。同时，因为抄者漏数了原属于《魏风》的《葛屦》，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在“魏九”后面隔了很长一段的空白简，在接近简尾的地方又加写了“葛屦”两个字。正是因为这样，造成了安大简中《唐风》与《魏风》关系的混乱，又因为“侯六”两字的误书而引发了“侯风”的问题。考虑到这些因素，我认为安大简《诗经》在这些地方存在明显的误书，并不是误置。我之所以这样认为，是因为据我们上文所言，在一首诗中出现那么多的异体字，又有明显的漏书、讹误等现象存在，可以证明安大简的抄写存在的问题很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简文在“侯六”后面，还有一段文字，整理者隶定为“作鱼寺=。鱼者索人见，隹心虫之，黍者虫之”。此谓何意，不可解。整理者徐在国认为是“习书”，“因为写完‘侯六’后简文有空白，抄手就写了一些简文中的字以练笔”。练笔之说，可供参考，但是安大简第二十支、第九十九支、第百十七支后面也有很大空白，为什么却没有抄写其他字呢？我们结合上面的一些问题，可以再一次证明抄写者的不认真，“侯六”后面的文字有些随意。因为如果作为一个用于教学和传习文本的话，不会在这里出现这样一些不明所以的文字。而接下来在后面的《魏》中，除了将《魏风》中的《葛屦》录入以外，还将《唐风》中的九首误书于此处。并在第百十七简中很随意地标明了“魏九”字样，接着发现有些不对，隔了很长的空白简之后又标上了“葛屦”的篇名。我认为在这些地方，安大简抄写者存在的误书问题是极为严重的，它搅乱了原本非常清楚的《唐风》和《魏风》的关系，又凭空生出了“侯六”两字，让整理者将本是《魏风》六首诗变成了“侯风”，并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争论。如有人认为：“侯”与魏文侯有关，与战国初年魏国小霸初成的形势有关，与魏文侯的文化抱负有关，安大简《诗经》的编排或为魏国改制《诗》乐以强化其文化影响力的反映。经过魏人改制的《诗》本，随着魏国霸业的推进传到楚国，于是才有了今日的安大简《诗经》抄本。有多篇文章虽然对魏文侯时代的事情做了很好的考证，但是从安大简《诗经》中所录的内容来看，我们找不出这些诗篇与魏文侯有关的直接证据。而且，如果将安大简《诗经》看成是由魏人改制的《诗》本，是由魏传到楚国，有三个问题也无法解决：一是据考证，现存《诗经》的诗篇最晚产生的时间也早在孔子之前，与魏文侯无关；二是安大简《诗经》本在《周南》《召南》后面紧接着的就是《秦风》，这似乎说明在这里《秦风》要比《魏风》更为重要，魏人为什么要这样重新编排风诗次序；三是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任何将《魏风》称为《侯风》的根据。就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多篇有关“侯风”的考证文章，都没有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，都是脱离了《诗经》文本的推测。我认为由此可以更进一步证明“侯六”两个字是误书，当下学者们关于魏文侯与“侯六”的讨论，是受这一误书的误导。
六、简单的结语
安大简《诗经》的价值毋庸讳言，它的发现，让我们有幸目睹了早在大约两千三百年前《诗经》的一个抄本的旧貌，里面所提供的文化信息量极大，无论从《诗经》学还是语言学、文字学等各方面可供研究的东西极多，所以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天起，就引起了学术界满怀的期待。整理本才一面世，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热烈的讨论。从《诗经》学的角度来说，我们说它重要，是因为将它与传世《毛诗》相比较，发现二者之间所录的诗篇都是共有的，词句和章节从大的方面看也基本是相同的。由此可以相信，《诗经》的篇目，早在孔子时代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本，《左传》和《论语》等先秦古籍的记载是可以信赖的。在战国时期各地流传的各种《诗经》抄本，有一个共同之源，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。这正说明《诗经》文本形成之早和传承的久远，说明它所具有的经典性和权威性，突显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和它在春秋战国时代独居于“六经”之首的地位。
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对安大简《诗经》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，它只是先秦时代的一个《诗经》选抄本，而且它的书写文字体系属于楚系，这说明，它可能只是战国中期流传在楚地的一个选本。从这个选本中《国风》排列顺序的不同，我们相信自从《诗经》编辑成书之后，特别经过孔子和儒家后学的阐释，《诗经》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，各地有关《诗经》的抄本和选本一定会有很多，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在三百五篇的排列顺序上有所变化，自然也会有各种抄本之间的良莠不齐。安大简《诗经》是我们有幸发现并在地下得到很好保存的一种，从我们在上面所指出问题来看，它只是一个一般的选抄本，而且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是将原本《国风》排列顺序打乱了的一个选本。整理者在将其与传世《毛诗》相比较时，几处提到“简本作‘渚者’为优”“远胜《毛诗》”“不如简本明快简洁”“胜于韩毛二家”等字样，立论欠妥，这可能是出于对安大简《诗经》过于钟爱的缘故。我个人的看法，从整理本发现的这些问题来看，可以说它是一个我们现在仅能看到的战国时代的《诗经》孤本，是一个珍本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善本，问题很多，远没有达到胜于传世《毛诗》的程度。我们在研究和引用安大简《诗经》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到它里面存在的这些不足，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位，不能把它置于比传世《毛诗》更高的地位。
原文首发于《北方论丛》年第2期第13-18页，
为阅读方便，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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